思考「民主」的多樣態

離開山西永濟的寨子村，已有兩天多的時間，記得最清晰的一句話，是蒲韓鄉村社區協會負責人鄭冰老師說的：「我們（合作社）不搞少數服從多數，這不是我們要的民主。我覺得，真正的『民主』，應該是『民主化』的過程。」這一句話給我的啟發是，將兩岸的民主化程度進行比較，或許是毫無意義的事情，因為，即使不少台灣人認為中共政權的「不民主」，卻有不少的基層農／人民有意識的在村社內進行組織與公共議題的討論，以及各式各樣的草根實踐，進而影響到中央政策的擬定，比如人民公社時期的「包產到戶」，又或者2007年實行的合作社法；而影響中央決策也只是「草根民主」的作用力之一，重點應該是人民學習組織化的過程吧

一位梁中心的朋友跟我說：你可以常常聽到村民對中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著截然不同的態度，他們常說中央政府的政策方向是好的，比如2006年之後，三農議題持續被納入每年的「中央一號文件」。然而，當中央政策落到地方政府，卻無法確實到位，因為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行政與財政權責分立之後，地方經濟發展的職責幾乎全部落到了地方政府身上，而地方政府又沒有足夠的資本進行發展，因此只好不斷的開發當地的自然資源，以累積地方政府的資本，比如：以往山西的採礦場都是小規模而分散的，在2008年後開始大規模的開採煤礦，環境遭到破壞的速度是急遽驚人的。說穿了，這使得了中共中央與地方政府的矛盾是越發尖銳。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在改革開放後，設立沿海經濟特區吸引外資，資本累積到一定程度，為了紓緩資本的過剩，便「騰退」了一批又一批的城鎮老舊社區，蓋了商品房，進行房地產投資，也大規模的將農村的土地商品化，將原屬於村集體的土地，轉換成可由個人投資的商品，讓過剩的資本得以重新被被市場機制啟動。一個曾在香港念書的廣州女生跟我說，香港在近年來也有越趨頻繁的強拆事件，有人說，強拆後興建的商品房，大多是新興的大陸資產階級購買，特別在香港的新界一帶，因為離深圳很近，所以拆遷民房徵用土地以蓋商品房的速度，更為快速的蔓延著。然而，她認為這只是一方說法，她說，這種論述往往在族群對立的角度而抹黑了大陸人，她說，即使買房的大多是新興的大陸資產階級，但真正獲得大規模利益的是香港的房地產商。

說了這麼多，我的意思是，談論中共政權的「民主」與否，不能不正視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矛盾：談論與實踐「民主」，不能只著眼在政治民主的層次。一點點的啟發。（上述僅僅作為田野筆記，內容可能有待修正，也還需要進行更多的材料蒐集與討論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