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禮拜二晚上抵達位於北京外郊的「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同時也是中心工作人員共同生活的所在──「青年綠色公社」。動身前的那段時間，讀了不少《老石文存》與中心的相關資料，但促發我更為深刻的思考是在來到中心之後。這是我待在中心的第三個晚上，因為前幾天的行程安排緊湊，且中心的每個人都有自己專項負責的工作，所以不太有機會好好了解中心的組織結構和運作模式，不過倒也從生活細節和與一些中心的夥伴的對話，觀察與逐步梳理一些中心的面貌。
每天早上七點半到八點是早餐時間，固定安排一到兩位值日掌廚，每個人都得參與進這份工作的輪值。因為七八月陸陸續續有其他的大學生的「下鄉計畫」，借用梁中心的場地，所以平時僅有十幾人的中心，頓時有了其他二十幾位大學生進駐。即使我作為一個剛到中心幾天的外人，隱隱約約的觀察到中心的工作人員（包括實習生）與借用場地的外地大學生並不太交流。記得第一天吃早餐的時候，聽到一位中心工作人員王茜和旁人的碎語，她看到擺了一桌滿滿的飯菜和饅頭，大概是二、三十人的份量，都快過了早餐時間，卻只見中心的夥伴來吃飯，而稀稀疏疏的、大概三五成群的人們穿過中心的大庭院，往外頭的方向走去，「他們大概都去外頭吃早餐了吧」、「我們還準備這麼多早餐，沒吃完真的很浪費」．．．又某一天晚上，梳洗完畢後，我在辦公室弄一些資料，管奇走進來，我們兩個便有一搭沒一搭的漫天聊著，管奇跟我說：「有機會可以去跟那些人聊聊。這群大學生參與的支農計畫是由一個基金會主辦，他們在村子待了快一年的時間，最近會有結業式，然後他們就要離開中心了。」說實在的，我有點意外管奇會和我提這個議，因為一直有種感覺，就是這群大學生比較像是中心的過客，我在中心短短的時間，還沒看到這群學生和中心的工作人員有太多的互動，而比較是待在在自己的小圈圈裡。在想，管奇大概想我是外地來的，不是中心的工作人員，況且我也曾明說自己對青年下鄉與支農工作有興趣，所以建議我可以和這群大學生認識。我回問管奇：「中心的人會和他們交流嗎？」管奇回說：「不太會。其實中心的人有點被他們惱到了．．．」，他接著說：「你可以多多觀察，就會發現他們和中心的風格不太一樣。」
（在寫文章的現在，中心大總管楊靜從外頭探頭進辦公室，問裏頭的工作人員：「你們有誰誰誰的手機嗎？他們房間的空調都沒關，門和窗也都打開著。這不是有沒有關空調的問題，而是這幫人怎麼這麼不懂的節約能源。蠻生氣的」）
也許，這群借住在中心的大學生，似乎更是大陸大學生的普遍現狀吧？大概也是台灣的學生或者甚至城市人的普遍現狀吧？我無意以偏概全，只是這些對話和觀察，可以做為參照與反思的資源，一群致力於生活自主與節約資源的青年們，和外地大學生的互動關係，或許可以探出一些大陸社會的端倪。
那麼，中心的風格是什麼樣？從早上說起吧。
記得第一天早上的五點半就聽見雞叫，還有從房間旁側的廚房傳來鍋鏟的聲音，原來當天的值日掌廚已經上工了。六點半，起床，梳洗，大夥慢慢穿過種了玉米、番茄、花生、黃瓜等等以及堆了三落堆肥的菜地，人們廚房外的餐桌走去，也有人高聲喊著：「吃飯囉！」（同時在某一間房，有人一早就練著吹笛）早餐十分的儉樸，有人很熱心的招呼我：「昨晚睡得好嗎？」，說：「這兒煮的菜都是我們自己種的，盡量吃！」，還有：「來吃饅頭吧！」雜著笑語的悠悠閒閒地吃完早餐，約莫貼近八點鐘整，大家互相提醒：「準備朝話了！」
所謂「朝話」，是每日的固定日程。每次都會有帶朝話的負責人，大概快十人的人們，分成男女整成兩排的隊。說是軍事化管理嗎？也不太是，沒那麼嚴肅與強制，但精神上是嚴謹的，大家很把它當一回事。若說是中心作為團隊，透過這樣儀式性的集會，形塑一種集體感與精神吧。吳珊跟我說，「朝話」是一個形式，讓大家每天早上不是直接去上工，而是先知道中心有哪些工作正在進行、由誰進行，大概也是一種集體感的孕育過程。很粗淺的在想，這可能或多或少的承襲了共產主義的精神底蘊，且非形式上的「共」，而更是精神上的「共」，在「共」中也存續著「差異」的存在與對話空間（聽說中心的人常常為了一些事情討論得如火如荼，也很重視所有不同的意見都要端上來共同討論）。「朝話」沒想像中的那樣「不可思議」。朝話的過程依序是喊口號：「向農民學習、往理想前進」，舉起右胳臂連續喊了三次，接著是團體唱歌，接著是朝話負責人向大家進行分享，內容自訂。最後是分配當日的勞動工作，因為這幾天太陽炎熱，所以共同勞動的時間大部分都在傍晚進行。
我第一次參加的朝話，是由管奇負責，他向大家分享了在台灣參與街頭抗爭的經驗與思考，也促發了他對「運動」的思考：他發現兩岸的人民面臨狀況很類似，比如強拆以及土地徵收等等，但大陸就沒有機會發起抗爭行動，但不表示大陸的人民不會抵抗，他就舉了在中心附近的一戶人家，那一區也被政府強拆，但其中一戶則死守家園，不願搬離，所以管奇說經過那裏，會看到一片荒地中還坐落著一幢房，但現在是否還在則不得而知。接著，那次還來台灣交流，管奇說他和台灣運動圈的一些工作者聊天，得知即使有這樣一個抗爭的空間，但事實上都在政府的控管中，越來越理性化的、專業化的運動模式，政府、警方、社運工作者，三方好像維持著一種平衡，即使偶有張力，也在公權力管控的能力之下，社運工作者也很自覺的不要引發太激烈的衝突，管奇說，一位蘆荻社大的朋友與他說，這其實某種程度是政府的治理術，它給你言論自由與集會自由的空間，但所謂的「自由」是有條件的，而社運工作者也很自覺的安分於如此被劃定的「自由」範疇之內。
管奇的這番話，讓我反思關於「運動」與「政治」這件事。常聽到的論調是：大陸人民的政治空間很緊縮，人民幾乎沒有言論自由與集會自由。然而，我慢慢有種感覺，這是否同時反映了某些台灣人（或社運工作者）對於「運動」與「政治」想像比較單向、對於大陸的組織工作與「運動」的理解較為不足？在台灣的經驗，「破」的街頭抗爭與議題工作是比較容易被視作「運動」的，而比如社區工作或其他更貼近草根的、基層的組織工作，這樣的「立」的實踐，則似乎不太會被納進較為狹義的「運動」或「政治」的範疇，也許一個原因是，若從表象來看，這些組織或草根工作不太以高度張力的方式衝撞體制，然而，這並不意味著「立」沒有「破」，若拉長時間軸，更貼近真實的狀況去觀察與理解，這種從事組織工作（可能也包括梁中心的鄉建工作，有待觀察）的「運動」，是從緩慢的「立」的過程中去解構既有的霸權結構與意識形態，當然，這樣的過程也就意味著組織工作或草根工作和國家體制的關係就更為幽微、更為曖昧難解，並非那樣絕對的對立，人民並非絕對的抵抗的位置，根據不同的政治情勢和歷史階段而衍發不同的應對關係。
回到一日行程之始的「朝話」。朝話負責人分享完畢之後，依序由每個人報告當日的工作規劃。梁中心的每個工作人員（包括實習生），都有很明確的工作分配，但並不會因此而各做各的，而是透過朝話以及平日的互動，了解各自的工作安排，大家也會互相討論工作近況、互相丟出問題。另一個令我有點感動的是，每個人在工作的同時，也有著深層的思考，比如有人會在六點半下班後的私人時間，幾個人就圍坐在一塊角落，討論「我們為什麼會在中心？我們為什麼會想做鄉建工作」，這類很根本卻核心的問題，對我而言，其實直觸了實踐理想的精神動力，也是支撐現實中十分細碎的工作的基礎。在中心內部，每個人都十分有自主性且積極，似乎很清楚自己要做什麼，包括大的方向和細部工作安排。當然，更為細緻的觀察和理解需要進一步展開，現在也只是我在中心的第四天，也許大多還是我自己淺薄的觀察甚或想像。（鄉村）建設的工作勢必得做的紮實長遠，因為直面的場域是「鄉村」與農民，更廣義的來說，直面的是有長遠歷史累積的社會與人。只要是長遠的工作，就沒有一路直行的順遂，其中的磨合與困難，可能才更為接近真實。
最後想說的一句。當工作與生活都在一塊，與一群人共處在一個大的空間，這樣被緊密的鑲嵌進一個人際網絡，大概某種程度是很類似鄉村社會吧，公與私沒那樣清楚的二分，而在這種空間內部的互動或許也形塑了中心人們的生活邏輯與思想，以及很深刻的認同感吧？所以才聽到有來自不同的機構的朋友，直探自己的本源是「中心的人」，以參加人才培訓的期數作為輩分的分別，但也不拘泥於年齡或工作年份的差異，看到問題就直講，直講後並不會把問題歸為特定個人，而是提出一起討論問題的原因、思考對策，一個例子是，我的室友蕭瑾對中心的生態廁所的設置和維護有些想法，她兩個禮拜剛到中心實習之後，進行了生態廁所的調研（大陸人似乎慣用「調研」一詞，是「調查研究」的簡稱，意思是對特定的人事物、空間或制度進行觀察與分析），她在想如何能讓生態廁所一方面可以蒐集並運用人的糞尿，但一方面也同時維護廁所的衛生條件。有意思的是，蕭瑾找了大家在今天晚上來討論這個「議題」，也邀請我一起參加討論。每個人都認真面對最基本的生活細節，並且針對問題提出討論，把它視為共有的議題，我其實並不陌生，只是我熟悉的是概念，而看到中心的夥伴將之具體的實踐，且對此有著認真嚴肅的態度，於我仍屬新奇，這或許是在節奏快速的運動組織比較不容易考量到的面向，當然每個組織的定性與社會脈絡各有差異，然而如何能將「社會運動」或「社會改造」是為在各個層次實踐的事業，如何能在最「草根」的生活細節也能有自我對話、自我改造與反思的能耐，梁中心夥伴們的經驗與思考值得借鑒。
是說，下禮拜一早上換我帶朝話了。
是說，下禮拜一早上換我帶朝話了。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