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主要整理自我與梁中心工作人員汪汪的對話）
大概在改革開放之後的一九九０年代，開始出現第一波農民工潮，這是所謂第一代的農民工，他們大多到廣州、深圳等地方打工，做的多是勞力密集的低階工作。此類工作大多需要年輕力壯的勞動力，因此工人沒辦法長期靠打工維持生計。
大概在改革開放之後的一九九０年代，開始出現第一波農民工潮，這是所謂第一代的農民工，他們大多到廣州、深圳等地方打工，做的多是勞力密集的低階工作。此類工作大多需要年輕力壯的勞動力，因此工人沒辦法長期靠打工維持生計。
沿海地區的特區引入大量的農民工，意味著鄉村的青年勞動力越來越減少，這是中國大陸農村的趨勢，且越來越嚴峻。很多農村的小孩因為父母出外打工，往往交由留在家中的祖父母代養，有時候常常遇到的狀況是，因為長時間不在家，小孩對父母是很陌生的。另一方面，因為壯年人口長期不在農村，老人照養也是一個議題。
近期，沿海特區可能即將轉型，成為金融特區與高科技產業。中共中央政府打算開發北部與西部一帶，例如安徽、四川、陝西地區，主要在城郊地帶，以發展重工業為主，此類產業可能汙染當地的環境。政府用意識形態的話語攏絡百姓，比如：「離土不離鄉」，說服老百姓可以鄰近家鄉的地方打工，不必遠渡他鄉。然而，真實的狀況是一但重工業更為規模化的在西部與北部的成郊地區發展，勢必展開一系列的徵地，這也就加入了溫鐵軍老師所說的，作為沒有土地所有權的半無產階級的小農[1]，過渡到無產階級的農民工，他們失去在土地上耕種的機會，更遑論農耕技藝的傳承，這個現象在二代農民工身上有明顯的體現，這群出生於八零末、九零後的農村子弟，因為中央政府的國民義務教育只到初中，所以大部分的農村年輕人在完成初中的學業之後，就早早出外打工，即使務農可以滿足最低程度的生計基礎，然而還有其他的開支需要被照應，比如醫療費用、蓋房子、嫁娶等等生活費用。如此一來，這群於青年時期即離鄉的年輕人，和一代農民工的狀況不同，一代農民工大多在青壯年時期有務農經驗，所以從工廠的農民工身分退下之後，還有機會返鄉務農，然而，二代農民工則大多沒有無法掌握農耕技術，回鄉務農的可能性非常低；另一方面，因為城鄉戶籍二元制的關係，即使遷入城市、在城市打工，這群擁有戶籍人口的農民工仍無法轉為城市的戶籍，因此無法享有與城市居民相同的教育供給、社保與福利制度等等，因此大多數的農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條件是窘迫的。可以說，大部分的二代農民工是處在裡（鄉）外（城）都無法順利適應的窘況。
這是鄉村的普遍現象，不只是農業的問題，更是國家整體發展的議題。至於鄉村建設的工作要如何因應農民工議題，如何在鄉建的理論與實踐基礎上開展積極的作為？另一個可能更為敏感的問題，鄉建的工作和國家體制所推進的發展主義模式，是否有其張力？兩者的關係為何？順著對於鄉建工作的討論，我向梁中心的河馬（何志雄）提出這個問題。河馬這樣回應，根據溫鐵軍老師的批判經濟學的研究路徑，以及他曾經和中共黨內高層的互動經驗[2]，溫老師選擇走的是「從夾縫中求生存」的道路，也就是「鄉村建設」，而不僅僅透過論述批判政治體制，或直接碰撞複雜的政治空間。所謂的「鄉村建設」，以梁漱溟鄉建中心開展的工作而言，進行的不只是在經濟層面，以「合作社」的模式推動農村的組織化，以及推動城鄉交流與教育工作的小毛驢市民農園，也因應農村青年人口的快速流失的現象，大部分八零末、九零後的年輕人沒有太多農家背景與務農經驗，透過每年的大學生支農下鄉培訓，並於培訓之後到各農村駐點一年的時間，讓農村的結構性問題能透過調研的工作展開更深入的觀察與分析，並在一年的駐點時間，讓青年能夠身體力行的理解農村農業農人，以實踐「鄉建」的理念。或許山西永濟的蒲韓社區協會可以作為說明鄉建工作的事例。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