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民主」的多樣態

離開山西永濟的寨子村，已有兩天多的時間，記得最清晰的一句話，是蒲韓鄉村社區協會負責人鄭冰老師說的：「我們（合作社）不搞少數服從多數，這不是我們要的民主。我覺得，真正的『民主』，應該是『民主化』的過程。」這一句話給我的啟發是，將兩岸的民主化程度進行比較，或許是毫無意義的事情，因為，即使不少台灣人認為中共政權的「不民主」，卻有不少的基層農／人民有意識的在村社內進行組織與公共議題的討論，以及各式各樣的草根實踐，進而影響到中央政策的擬定，比如人民公社時期的「包產到戶」，又或者2007年實行的合作社法；而影響中央決策也只是「草根民主」的作用力之一，重點應該是人民學習組織化的過程吧

一位梁中心的朋友跟我說：你可以常常聽到村民對中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著截然不同的態度，他們常說中央政府的政策方向是好的，比如2006年之後，三農議題持續被納入每年的「中央一號文件」。然而，當中央政策落到地方政府，卻無法確實到位，因為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行政與財政權責分立之後，地方經濟發展的職責幾乎全部落到了地方政府身上，而地方政府又沒有足夠的資本進行發展，因此只好不斷的開發當地的自然資源，以累積地方政府的資本，比如：以往山西的採礦場都是小規模而分散的，在2008年後開始大規模的開採煤礦，環境遭到破壞的速度是急遽驚人的。說穿了，這使得了中共中央與地方政府的矛盾是越發尖銳。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在改革開放後，設立沿海經濟特區吸引外資，資本累積到一定程度，為了紓緩資本的過剩，便「騰退」了一批又一批的城鎮老舊社區，蓋了商品房，進行房地產投資，也大規模的將農村的土地商品化，將原屬於村集體的土地，轉換成可由個人投資的商品，讓過剩的資本得以重新被被市場機制啟動。一個曾在香港念書的廣州女生跟我說，香港在近年來也有越趨頻繁的強拆事件，有人說，強拆後興建的商品房，大多是新興的大陸資產階級購買，特別在香港的新界一帶，因為離深圳很近，所以拆遷民房徵用土地以蓋商品房的速度，更為快速的蔓延著。然而，她認為這只是一方說法，她說，這種論述往往在族群對立的角度而抹黑了大陸人，她說，即使買房的大多是新興的大陸資產階級，但真正獲得大規模利益的是香港的房地產商。

說了這麼多，我的意思是，談論中共政權的「民主」與否，不能不正視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矛盾：談論與實踐「民主」，不能只著眼在政治民主的層次。一點點的啟發。（上述僅僅作為田野筆記，內容可能有待修正，也還需要進行更多的材料蒐集與討論工作）

農民工／農村與國家發展

（內容主要整理自我與梁中心工作人員汪汪的對話）

大概在改革開放之後的一九九０年代，開始出現第一波農民工潮，這是所謂第一代的農民工，他們大多到廣州、深圳等地方打工，做的多是勞力密集的低階工作。此類工作大多需要年輕力壯的勞動力，因此工人沒辦法長期靠打工維持生計。

沿海地區的特區引入大量的農民工，意味著鄉村的青年勞動力越來越減少，這是中國大陸農村的趨勢，且越來越嚴峻。很多農村的小孩因為父母出外打工，往往交由留在家中的祖父母代養，有時候常常遇到的狀況是，因為長時間不在家，小孩對父母是很陌生的。另一方面，因為壯年人口長期不在農村，老人照養也是一個議題。

近期，沿海特區可能即將轉型，成為金融特區與高科技產業。中共中央政府打算開發北部與西部一帶，例如安徽、四川、陝西地區，主要在城郊地帶，以發展重工業為主，此類產業可能汙染當地的環境。政府用意識形態的話語攏絡百姓，比如：「離土不離鄉」，說服老百姓可以鄰近家鄉的地方打工，不必遠渡他鄉。然而，真實的狀況是一但重工業更為規模化的在西部與北部的成郊地區發展，勢必展開一系列的徵地，這也就加入了溫鐵軍老師所說的，作為沒有土地所有權的半無產階級的小農[1]，過渡到無產階級的農民工，他們失去在土地上耕種的機會，更遑論農耕技藝的傳承，這個現象在二代農民工身上有明顯的體現，這群出生於八零末、九零後的農村子弟，因為中央政府的國民義務教育只到初中，所以大部分的農村年輕人在完成初中的學業之後，就早早出外打工，即使務農可以滿足最低程度的生計基礎，然而還有其他的開支需要被照應，比如醫療費用、蓋房子、嫁娶等等生活費用。如此一來，這群於青年時期即離鄉的年輕人，和一代農民工的狀況不同，一代農民工大多在青壯年時期有務農經驗，所以從工廠的農民工身分退下之後，還有機會返鄉務農，然而，二代農民工則大多沒有無法掌握農耕技術，回鄉務農的可能性非常低；另一方面，因為城鄉戶籍二元制的關係，即使遷入城市、在城市打工，這群擁有戶籍人口的農民工仍無法轉為城市的戶籍，因此無法享有與城市居民相同的教育供給、社保與福利制度等等，因此大多數的農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條件是窘迫的。可以說，大部分的二代農民工是處在裡（鄉）外（城）都無法順利適應的窘況。

這是鄉村的普遍現象，不只是農業的問題，更是國家整體發展的議題。至於鄉村建設的工作要如何因應農民工議題，如何在鄉建的理論與實踐基礎上開展積極的作為？另一個可能更為敏感的問題，鄉建的工作和國家體制所推進的發展主義模式，是否有其張力？兩者的關係為何？順著對於鄉建工作的討論，我向梁中心的河馬（何志雄）提出這個問題。河馬這樣回應，根據溫鐵軍老師的批判經濟學的研究路徑，以及他曾經和中共黨內高層的互動經驗[2]，溫老師選擇走的是「從夾縫中求生存」的道路，也就是「鄉村建設」，而不僅僅透過論述批判政治體制，或直接碰撞複雜的政治空間。所謂的「鄉村建設」，以梁漱溟鄉建中心開展的工作而言，進行的不只是在經濟層面，以「合作社」的模式推動農村的組織化，以及推動城鄉交流與教育工作的小毛驢市民農園，也因應農村青年人口的快速流失的現象，大部分八零末、九零後的年輕人沒有太多農家背景與務農經驗，透過每年的大學生支農下鄉培訓，並於培訓之後到各農村駐點一年的時間，讓農村的結構性問題能透過調研的工作展開更深入的觀察與分析，並在一年的駐點時間，讓青年能夠身體力行的理解農村農業農人，以實踐「鄉建」的理念。或許山西永濟的蒲韓社區協會可以作為說明鄉建工作的事例。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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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國大陸的土地制度）（後埔）

[2] 溫鐵軍曾在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研究室、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聯絡室、全國農村改革試驗區辦公室、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等政府機構任職。（資料來源為維基百科）

關於「徵地」的閒聊

我：若是用郵件給中心的人分享一些大埔抗爭的報導，可行嗎？

G：可以呀，只是可能可以再開個討論會，和大家討論整個徵地的脈絡，以及抗爭與組織的狀況，這樣會更好。其實北京也面臨很多徵地的狀況，比如中心附近的蕭家河，雖然有抗爭，但媒體不太報導，且大多時候抗爭沒有結果。如果有大埔的經驗分享是好的，但可能要有個更廣的層次讓大家認識大埔甚至台灣土地徵收的脈絡。

昨天去小毛驢市民農園，午餐時間閒聊到北京的徵地與拆遷的狀況。G說，拆遷的情況已經有十幾年的歷史了，他說：「你可以看北京的地鐵都是方形的，只要政府劃定範圍，就會照做，被劃在地鐵線上的家戶就會被拆遷。」他又說，現在政府都使用「騰退」一詞，意思就是很「和緩」的「移置」家戶，政府用這樣的詞合理化「強制迫遷」，也讓一般的市民認同政府這樣的行為是為了城市的發展著想、以推進「文明」為方向，然而，實質就是迫遷、就是徵地。

接著，中心的L問起大陸的徵地狀況，以及是否有外部組織或行動參與進一些抗爭？比如以烏崁為例．．．G說有，他們也討論到有些紀錄片工作者會對徵地的主題進行拍攝，但大部分是過份著重於「受害者」的視角，比較難提升到政治經濟的結構性關照．．．

嗯，要怎麼從大埔與農陣經驗，與大陸的徵地經驗與鄉建經驗有實質的交流，以生產出更廣的視角，要好好來想想。

在梁中心的生活觀察：朝話

2013/7/5田野日誌

這禮拜二晚上抵達位於北京外郊的「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同時也是中心工作人員共同生活的所在──「青年綠色公社」。動身前的那段時間，讀了不少《老石文存》與中心的相關資料，但促發我更為深刻的思考是在來到中心之後。這是我待在中心的第三個晚上，因為前幾天的行程安排緊湊，且中心的每個人都有自己專項負責的工作，所以不太有機會好好了解中心的組織結構和運作模式，不過倒也從生活細節和與一些中心的夥伴的對話，觀察與逐步梳理一些中心的面貌。

每天早上七點半到八點是早餐時間，固定安排一到兩位值日掌廚，每個人都得參與進這份工作的輪值。因為七八月陸陸續續有其他的大學生的「下鄉計畫」，借用梁中心的場地，所以平時僅有十幾人的中心，頓時有了其他二十幾位大學生進駐。即使我作為一個剛到中心幾天的外人，隱隱約約的觀察到中心的工作人員（包括實習生）與借用場地的外地大學生並不太交流。記得第一天吃早餐的時候，聽到一位中心工作人員王茜和旁人的碎語，她看到擺了一桌滿滿的飯菜和饅頭，大概是二、三十人的份量，都快過了早餐時間，卻只見中心的夥伴來吃飯，而稀稀疏疏的、大概三五成群的人們穿過中心的大庭院，往外頭的方向走去，「他們大概都去外頭吃早餐了吧」、「我們還準備這麼多早餐，沒吃完真的很浪費」．．．又某一天晚上，梳洗完畢後，我在辦公室弄一些資料，管奇走進來，我們兩個便有一搭沒一搭的漫天聊著，管奇跟我說：「有機會可以去跟那些人聊聊。這群大學生參與的支農計畫是由一個基金會主辦，他們在村子待了快一年的時間，最近會有結業式，然後他們就要離開中心了。」說實在的，我有點意外管奇會和我提這個議，因為一直有種感覺，就是這群大學生比較像是中心的過客，我在中心短短的時間，還沒看到這群學生和中心的工作人員有太多的互動，而比較是待在在自己的小圈圈裡。在想，管奇大概想我是外地來的，不是中心的工作人員，況且我也曾明說自己對青年下鄉與支農工作有興趣，所以建議我可以和這群大學生認識。我回問管奇：「中心的人會和他們交流嗎？」管奇回說：「不太會。其實中心的人有點被他們惱到了．．．」，他接著說：「你可以多多觀察，就會發現他們和中心的風格不太一樣。」

（在寫文章的現在，中心大總管楊靜從外頭探頭進辦公室，問裏頭的工作人員：「你們有誰誰誰的手機嗎？他們房間的空調都沒關，門和窗也都打開著。這不是有沒有關空調的問題，而是這幫人怎麼這麼不懂的節約能源。蠻生氣的」）

也許，這群借住在中心的大學生，似乎更是大陸大學生的普遍現狀吧？大概也是台灣的學生或者甚至城市人的普遍現狀吧？我無意以偏概全，只是這些對話和觀察，可以做為參照與反思的資源，一群致力於生活自主與節約資源的青年們，和外地大學生的互動關係，或許可以探出一些大陸社會的端倪。

那麼，中心的風格是什麼樣？從早上說起吧。

記得第一天早上的五點半就聽見雞叫，還有從房間旁側的廚房傳來鍋鏟的聲音，原來當天的值日掌廚已經上工了。六點半，起床，梳洗，大夥慢慢穿過種了玉米、番茄、花生、黃瓜等等以及堆了三落堆肥的菜地，人們廚房外的餐桌走去，也有人高聲喊著：「吃飯囉！」（同時在某一間房，有人一早就練著吹笛）早餐十分的儉樸，有人很熱心的招呼我：「昨晚睡得好嗎？」，說：「這兒煮的菜都是我們自己種的，盡量吃！」，還有：「來吃饅頭吧！」雜著笑語的悠悠閒閒地吃完早餐，約莫貼近八點鐘整，大家互相提醒：「準備朝話了！」

所謂「朝話」，是每日的固定日程。每次都會有帶朝話的負責人，大概快十人的人們，分成男女整成兩排的隊。說是軍事化管理嗎？也不太是，沒那麼嚴肅與強制，但精神上是嚴謹的，大家很把它當一回事。若說是中心作為團隊，透過這樣儀式性的集會，形塑一種集體感與精神吧。吳珊跟我說，「朝話」是一個形式，讓大家每天早上不是直接去上工，而是先知道中心有哪些工作正在進行、由誰進行，大概也是一種集體感的孕育過程。很粗淺的在想，這可能或多或少的承襲了共產主義的精神底蘊，且非形式上的「共」，而更是精神上的「共」，在「共」中也存續著「差異」的存在與對話空間（聽說中心的人常常為了一些事情討論得如火如荼，也很重視所有不同的意見都要端上來共同討論）。「朝話」沒想像中的那樣「不可思議」。朝話的過程依序是喊口號：「向農民學習、往理想前進」，舉起右胳臂連續喊了三次，接著是團體唱歌，接著是朝話負責人向大家進行分享，內容自訂。最後是分配當日的勞動工作，因為這幾天太陽炎熱，所以共同勞動的時間大部分都在傍晚進行。

我第一次參加的朝話，是由管奇負責，他向大家分享了在台灣參與街頭抗爭的經驗與思考，也促發了他對「運動」的思考：他發現兩岸的人民面臨狀況很類似，比如強拆以及土地徵收等等，但大陸就沒有機會發起抗爭行動，但不表示大陸的人民不會抵抗，他就舉了在中心附近的一戶人家，那一區也被政府強拆，但其中一戶則死守家園，不願搬離，所以管奇說經過那裏，會看到一片荒地中還坐落著一幢房，但現在是否還在則不得而知。接著，那次還來台灣交流，管奇說他和台灣運動圈的一些工作者聊天，得知即使有這樣一個抗爭的空間，但事實上都在政府的控管中，越來越理性化的、專業化的運動模式，政府、警方、社運工作者，三方好像維持著一種平衡，即使偶有張力，也在公權力管控的能力之下，社運工作者也很自覺的不要引發太激烈的衝突，管奇說，一位蘆荻社大的朋友與他說，這其實某種程度是政府的治理術，它給你言論自由與集會自由的空間，但所謂的「自由」是有條件的，而社運工作者也很自覺的安分於如此被劃定的「自由」範疇之內。

管奇的這番話，讓我反思關於「運動」與「政治」這件事。常聽到的論調是：大陸人民的政治空間很緊縮，人民幾乎沒有言論自由與集會自由。然而，我慢慢有種感覺，這是否同時反映了某些台灣人（或社運工作者）對於「運動」與「政治」想像比較單向、對於大陸的組織工作與「運動」的理解較為不足？在台灣的經驗，「破」的街頭抗爭與議題工作是比較容易被視作「運動」的，而比如社區工作或其他更貼近草根的、基層的組織工作，這樣的「立」的實踐，則似乎不太會被納進較為狹義的「運動」或「政治」的範疇，也許一個原因是，若從表象來看，這些組織或草根工作不太以高度張力的方式衝撞體制，然而，這並不意味著「立」沒有「破」，若拉長時間軸，更貼近真實的狀況去觀察與理解，這種從事組織工作（可能也包括梁中心的鄉建工作，有待觀察）的「運動」，是從緩慢的「立」的過程中去解構既有的霸權結構與意識形態，當然，這樣的過程也就意味著組織工作或草根工作和國家體制的關係就更為幽微、更為曖昧難解，並非那樣絕對的對立，人民並非絕對的抵抗的位置，根據不同的政治情勢和歷史階段而衍發不同的應對關係。

回到一日行程之始的「朝話」。朝話負責人分享完畢之後，依序由每個人報告當日的工作規劃。梁中心的每個工作人員（包括實習生），都有很明確的工作分配，但並不會因此而各做各的，而是透過朝話以及平日的互動，了解各自的工作安排，大家也會互相討論工作近況、互相丟出問題。另一個令我有點感動的是，每個人在工作的同時，也有著深層的思考，比如有人會在六點半下班後的私人時間，幾個人就圍坐在一塊角落，討論「我們為什麼會在中心？我們為什麼會想做鄉建工作」，這類很根本卻核心的問題，對我而言，其實直觸了實踐理想的精神動力，也是支撐現實中十分細碎的工作的基礎。在中心內部，每個人都十分有自主性且積極，似乎很清楚自己要做什麼，包括大的方向和細部工作安排。當然，更為細緻的觀察和理解需要進一步展開，現在也只是我在中心的第四天，也許大多還是我自己淺薄的觀察甚或想像。（鄉村）建設的工作勢必得做的紮實長遠，因為直面的場域是「鄉村」與農民，更廣義的來說，直面的是有長遠歷史累積的社會與人。只要是長遠的工作，就沒有一路直行的順遂，其中的磨合與困難，可能才更為接近真實。

最後想說的一句。當工作與生活都在一塊，與一群人共處在一個大的空間，這樣被緊密的鑲嵌進一個人際網絡，大概某種程度是很類似鄉村社會吧，公與私沒那樣清楚的二分，而在這種空間內部的互動或許也形塑了中心人們的生活邏輯與思想，以及很深刻的認同感吧？所以才聽到有來自不同的機構的朋友，直探自己的本源是「中心的人」，以參加人才培訓的期數作為輩分的分別，但也不拘泥於年齡或工作年份的差異，看到問題就直講，直講後並不會把問題歸為特定個人，而是提出一起討論問題的原因、思考對策，一個例子是，我的室友蕭瑾對中心的生態廁所的設置和維護有些想法，她兩個禮拜剛到中心實習之後，進行了生態廁所的調研（大陸人似乎慣用「調研」一詞，是「調查研究」的簡稱，意思是對特定的人事物、空間或制度進行觀察與分析），她在想如何能讓生態廁所一方面可以蒐集並運用人的糞尿，但一方面也同時維護廁所的衛生條件。有意思的是，蕭瑾找了大家在今天晚上來討論這個「議題」，也邀請我一起參加討論。每個人都認真面對最基本的生活細節，並且針對問題提出討論，把它視為共有的議題，我其實並不陌生，只是我熟悉的是概念，而看到中心的夥伴將之具體的實踐，且對此有著認真嚴肅的態度，於我仍屬新奇，這或許是在節奏快速的運動組織比較不容易考量到的面向，當然每個組織的定性與社會脈絡各有差異，然而如何能將「社會運動」或「社會改造」是為在各個層次實踐的事業，如何能在最「草根」的生活細節也能有自我對話、自我改造與反思的能耐，梁中心夥伴們的經驗與思考值得借鑒。

是說，下禮拜一早上換我帶朝話了。

实习安排

实习安排

实习者：  陈莹恩

实习时间：2013年7月至8月

实习机构：梁漱溟乡建中心

实习主题： 新乡村建设中的青年返乡与农民组织考察

具体实习安排：

时间	活动	目标	协作者
2013年7月
第一周	小毛驴、农夫有机市集、房山项目、青年公社	了解乡建体系的工作情况（含生态农业、社区发展、青年可持续生活等方面）	吴珊
第二周	返乡论坛，河南区域	了解大陆返乡青年的发展现状以及瓶颈	吴珊
第三周	人才计划8期毕业	了解当下大学毕业生参与新乡村建设过程中的故事	吴珊
第四周	隆化新农夫项目	了解梁中心在隆化新农夫（生态水稻种植）项目的情况	吴珊
2013年8月
第一周	人才计划9期培训、调研	通过培训及调研了解大陆三农发展现状以及一些议题的关注	吴珊
第二周	永济或者南塘	合作社参观考察	吴珊
机动时间

特别说明：

联系方式：（电话）

吴珊  86-13811278423  或者 86-18652691509(梁漱溟乡建中心)

郭慧：86-13699230297(PCD)

薛启婵 86-13980018440（PCD）

后勤安排：

1、 可以直接入住梁漱溟乡建中心，方便些。

2、 北京的7-8月份的气温在20度到30度左右，比较炎热，建议主要带短袖类服装。行程中有安排到河北河南的农村，村子里的温度比北京温差大些，可以带一两件薄外套。

3、 大陆的北方相对少雨，但紫外线会比较强，可以带些防晒用品。

4、 我们会提前为你办一张大陆的电话卡，以及北京市区的公交卡。

机构地址：

梁漱溟乡建中心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温泉镇温泉村梁漱溟乡建中心（酷绅服装厂对面）

乘车路线：

自驾车路线：北五环肖家河桥下桥，向温泉方向行进，沿京密引水渠南侧路网西北方向前行至温北路与双坡路交叉口左转前行直至见“北京酷绅服装有限公司”对面。

公交车路线：

（1）346路（颐和园至凤凰岭）和633路（杨坨至安宁庄车路南口）至温泉村下车

（2）651路（西直门至温泉北站），968路（大兴黄村至温泉）和330路（颐和园至后沙涧）至温泉站下车。